（注：本文发表于《艺术评论》，总第153期2016第08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本土艺术家在海外获得发展机会，并为当时的世界艺术圈所关注。这些成功艺术家的作品，多带有东方的文化特质，或干脆挪用中国本土政治、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包装和创作。现在看来，这种“突然”的成功，除了艺术家善于运用自身文化资源外，也不排除西方世界对较长时间相对封闭中国的好奇，以及部分艺术家为寻求外部世界认同感的急功近利。实际上，在西方现代艺术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当代艺术，更强调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状态及艺术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那种相对激进的现代艺术思潮，也被当下这种较为温和与注重个人艺术体验的形式所取代。毋庸置疑，艺术家的成长及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关联。随着东方文化身份在全球获得认可和被逐步重视，于这一语境中成长的艺术家也大多有意将自己打造成一名具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创作者，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在不同程度上被重新挖掘。因此，将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灵活转化到当代艺术创作中去，正成为当前大多数活跃在各个社会层面艺术家的共识。

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对被历史所淘沥下来的物质及精神遗存的概称。在笔者看来，历史的面貌是如此具体，有时候又有些虚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断断续续，忽远忽近的庞杂文化资源。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资源也在不断发生这变化，其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和综合的大系统，所涵盖的概念也是在不断扩展与延伸着的。由此，我们应当关注此中能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经验发生某种联系的文化因素，传统的血液也因此得以延续，文化的基因也借此获得发展。就艺术创作而言，我们关注的重心在于文化资源能够作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转化的不是简单视觉意义上的符号转换或技术传承，而是要在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中重新分析、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精神特质、思想智慧，在多元与开放、宏观与多维度的基础上，于中西艺术发展比较过程中，将文化传统资源创建性地移植转换于当代艺术语境中，最终达到传统资源被激活并得到有效转化和利用的目的。

就当代艺术中的雕塑而言，是能够承担将传统文化资源向当代艺术转换的有效载体。时至今日，传统意义上较为封闭的雕塑概念早已经被现代艺术进程所打破，因此，当代语境中的雕塑拥有着多元、综合且开放的艺术特质，它能够有效吸收和融合各种文化资源，具有巨大包容性。在这一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自身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当中的部分艺术家，能够在传统文化遗产中开发、转化其深藏的哲学思想、文脉精神和东方智慧，并在有选择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当代雕塑的主流艺术形式，创造性地演绎出一套属于东方的、中国的当代雕塑观和方法论。对当代雕塑艺术体系的探索和文化转换，以及建立东方文化语言体系的目标应是重道轻技的，还应形成对西方主流艺术有一个创建性回应，并同时确立我们自身文化立场判断和价值趋向，在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中，建立自觉的本土意识，达到文化身份彰显之目的。

关于传统文化资源在雕塑创作转化过程中的一些认识与感悟，笔者想从“本源”与“物我”两个方面做一个切入。

所谓本源，实际上是要探讨传统文化资源所生成的文化根性。

既然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以补当代雕塑艺术多方面智慧之所需，那么必将先考察其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础及生成平台，也就是说，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脉的根本立场，从而明确中、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由此探寻建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体系的多种可能。

当我们翻阅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程时，虽浩若烟海且支系庞杂，但却不难发现，“天地人和”、“天人合一”是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脉络。究其源头，便是讲述天地万物变换法则的智慧经典《易经》。《易经》实质就是“易” 的哲学。“易”者，变化也，“易经”中所谓三易原则，也就是世界万物和谐变化的哲学、变化的原理和不变的真理，其表现形式以及解读路径，集中体现“理、象、数”三个方面。综观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渊源于此，并以此为基础从各个方面开枝散叶，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平台，并在不断的民族大融合中和对外来文明的兼容并蓄中逐渐形成以“儒、道、佛”三教会流的文化轴心， 之后形成了由“佛”所引发并受“道”影响的中国“禅宗”思想，还有在程颢兄弟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等众多哲学理论，由它们建构起了的中国哲学精神的主体结构。

在这个主体结构中的哲学思想、文字理论庞大而精深，其中任何的一枝一叶都是鲜活跳动的，都会是我们创作转化过程中的源动力。我们需要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不断获取其蕴藏的精神能量和通达的世界观，进而确立我们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线索脉络与理论依据。

关于物我，探讨的则是作为存在于天地中的物，与作为本体的我是一种内在的关联。

中国人似乎从来就不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物与我一开始就是彼此共存和相谐相通的，这就是所谓“天命”的源由吧。自然的秩序以及社会的结构一直是浑然一体的，于是无论上古“三易”及周代的学说，还是先秦的“五行”、“阴阳”之道，无一不是将天地万物搓揉成系、疏理成章、演数成象，遂成相生相克互为因果的“物”、“我”逻辑。《尚书.洪范》篇所列“九畴”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涧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稼墙。”赞叹古人所建立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是何等智慧奇妙，其相生相克一概万物。

我们应该可以清晰看到一个线索，即作为当代雕塑创作客体的“物”，和作为创作主体的“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中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具体说来是共存相依，并不断转换角色的动态关系。所谓“物”，从来就不曾孤立存在于“我”之外，而是和“我”的心性乃至本体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此所谓阴阳相济、物我相存的材料观。对材料的把握和语言拿捏，也是需要思想性的境界层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提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佳句”说的就是此意。艺术创作主、客体即“物”与“我”之间相应关系也就有了更具性灵的表达，并充满了活泼的终极关怀，以及物、我交融的开放性。也就有了“物我两忘”、“行云流水”精神境界。儒家有“格物致知”，佛学有“心能转物，即同如来”的说法，禅宗还有“心物一如、浑然全体、本无内外之分”的理论，这些充满智慧的东方话语，实为一种精辟的解说，似乎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起感知世界万物、生命连通的具体方法，方法的有效建立自然也会成为当代雕塑创作的基点之一。当代创作中，更多对“物”的认知与利用是需要智慧的变通与转换的，传统资源中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选择余地与机会，是可以帮助我们从西方主流话语中脱颖而出的。

当代艺术语境中的雕塑创作，包含有较此前的艺术形式更宽泛的各种可能，但在内在的文化属性上，却并没有形成彼此间的割裂，而是相反，当代艺术的文化属性，要求其与传统之间发生更本质的内在联系。从表面上看，当下中国雕塑呈现出了跨界融合与多元交叉的大趋势，这与当前的大艺术视野的发展是一致的，但需要警惕的是，不作思考的跟风和无自主性的文化立场，必将使自己陷入一种盲目的尴尬语境中。当前，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相对稳定和良性运作的历史时期，这与众多有识之士也愈来愈重视自身文化血脉的传承，以及有意在混杂的艺术圈中不断明晰自身的东方身份有关。显然，这种属于东方语言体系的雕塑形式，必将会开启一个更新和更宽广的艺术世界。